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要繼續推進財稅體制改革，落實和完善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政策。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傅瑩在回答媒體提問時表示，201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圍繞規范非稅收入開展專題調研，推動企業非稅收入管理的規范化、法制化，加強對政府全口徑預算決算的審查和監督。
　　“減稅降費同樣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并且是一種有溫度的財稅改革。實體經濟的陰晴，制造業的冷暖，正等待著這一政策溫度的傳遞！”
　　“企稅”改革與“個稅”改革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通過“企稅”改革，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可以有效激發企業活力，增強企業發展的新動能，從而來振興和壯大實體經濟。而通過個稅改革，提高起征點，科學征收，減輕中低階層負擔，可以有效增加居民收入，刺激和拉動國內消費，從而更好地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減稅降費”，期待另一只靴子落地
　　今年的“兩會”上，最受關注的話題莫過于企業“減稅降費”。
　　此前，這一話題曾在全國政協第十二屆五次會議新聞發布會及全國人大第十二屆五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兩次被提出，提問者質疑“減稅降費”中最應受益的企業卻并沒有太多獲得感。
　　而這一話題也受到了全國政協委員們廣泛關注。
　　全國政協委員、致公黨重慶市副主委，重慶市審計局副局長丁時勇在今年的提案中呼吁，要全面清理規范涉企收費，切實減輕實體經濟負擔。
　　全國政協委員，瑞華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財政部會計標準戰略委員會委員張連起則表示，當前的中國經濟需要“能感知、有溫度”的財稅改革。
　　沉疴：“費”成企業心病
　　2016年下半年以來，關于我國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負擔重、成本高的討論引發社會廣泛反響。
　　事實上，早在2013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就明確提出，取消一批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項目，降低收費標準。隨后，中央層面統一取消、停征、減免涉企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496項，地方取消收費600項以上。2015年以來又出臺了一系列減少涉企經營服務性收費和企業社保費用支出的舉措。今年2月8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進一步清理和規范涉企收費，持續為實體經濟減負。
　　黨中央、國務院減稅降費的力度很大，但相關企業感受并不強。
　　調查發現，很多企業負擔重的背后，費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審計署2016年第三季度國家重大政策措施貫徹落實跟蹤審計結果公告顯示，在涉企收費清理規范方面，有關地區和部門仍存在違規收費或依托權力收費、行政審批中介服務性收費不規范等問題，4個省的11個單位在國家明令取消、停征、免征后，仍違規繼續征收或超標準征收9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等稅費共計1.41億元；兩家單位依托行政權力或履職便利，違規向企業收費926.56萬元；3項行政審批中介服務收費未按規定清理規范，仍由企業負擔中介服務費1.35億元；兩家單位依托達標評比活動，自設名目向企業違規收費307.66萬元。
　　丁時勇表示，長期以來，收費多、收費亂已成為不少企業“心中永遠的痛”，目前企業收費名目多、亂收費等問題依然突出，給企業加重負擔。這不僅稀釋了政策和改革的“紅利”，降低了企業和百姓的“獲得感”，也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市場發展環境，甚至嚴重影響和損害政府的公信力。
　　張連起認為，制造業的“痛點”呈多因素交織：一是經濟下行背景下企業杠桿率加大，現金流量趨緊，對稅負更為敏感；二是居高不下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稅費成本、用能成本、人工成本、物流成本、財務成本等形成的綜合成本，令我國制造業積累的比較優勢逐步喪失；三是稅收之外的行政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進一步擠壓了企業的生存空間。2012年至2015年，我國非稅收入年均增長18%，而同期稅收年均增長7.5%，可見企業喊疼的原因很大部分出在“費”上。
　　改革：一攬子計劃即將出臺
　　“應該說，近年來包括調高小微企業增值稅起征點、實施固定資產折舊稅前加計扣除和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推進營改增全覆蓋等政策措施，總體上呈現出明確的減稅效應，比如以前購進固定資產、不動產不能抵扣，制造業購買技術、設計、咨詢等服務不能抵扣，現在都可以抵扣進項稅了，實際上相當于給制造業提供了一種稅收優惠。”張連起表示。
　　提供了稅收優惠，為什么企業還喊疼？
　　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王國慶表示，我國企業是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企業對稅費的痛感特別敏銳。“去年營改增減稅5000億，但是具體到每一個企業，獲得感肯定會有差異，因為增值稅特殊的抵扣機制，對納稅人的會計核算和納稅管理的要求更高。另外，受投資周期、資本構成、管理情況以及營利能力等因素的影響，納稅人的稅負水平在不同的時間點存在一定的波動，并非每一個納稅人在每一個時間點稅負都是下降的。在不同行業，情況也不盡相同。”他認為，更重要的問題是，除了稅以外還有費，加上各種不合理收費轉嫁到企業身上，企業感到的實際負擔就重了。2017年，全國政協也將圍繞營改增的執行情況開展監督性調研。
　　但營改增只是邁出了稅制改革第一步。
　　“對‘減稅降費’的討論本身有利于尋找解決問題的路徑。中國的發展，經濟發展，首先是企業的發展。這些年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企業對稅費更加敏感。總的看，減輕企業負擔涉及到振興經濟，這也是近期改革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傅瑩在回答媒體提問時表示，我國的稅收制度確實也需要不斷地完善，按照我們目前的規劃，2020年要實現稅收法定，所以總的目標是一致的，就是為企業健康發展提供一個好的環境。
　　她還進一步透露，最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明確提出，要努力把企業負擔降下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三次打包一攬子修訂一些法律，下放和取消了一系列的行政審批和資格認定，都是著眼于為企業減負的改革。另外，最近正在修訂中小企業促進法，也著眼于減輕中小企業的負擔。201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圍繞規范非稅收入開展專題調研，推動企業非稅收入管理的規范化、法制化，加強對政府全口徑預算決算的審查和監督。
　　推進：穩政策，強執行
　　“我建議，2017年降稅減費要超過‘萬億規模’，如此才能符合社會預期，只有不讓制造業‘下雨天背著稻草走山路，越背越沉’，才能使放水養魚的政策導向落地生根，才能對內穩住投資，對外穩住資本外流。”張連起呼吁，要落準、落深、落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于“振興實體經濟”的重要方略，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進“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立竿見影”，盡快重塑制造業國際競爭力。他強調，要推進“有溫度、可感知”的財稅改革，緩解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痛點”。針對營改增政策層面存在稅率檔次多、類似業務適用政策不一，以及免稅、先征后返、虛擬抵扣、差額征稅等優惠方式較多的問題，同時針對實踐層面需引導企業用好用足增值稅抵扣機制等問題：一是統籌考慮財政承受能力、宏觀調控需要等因素，適當簡并增值稅稅率，將制造業最高邊際稅率17%歸并為13%；二是對于進項稅額大于銷項稅額形成的留抵稅額，超過4個月不能夠抵扣的，予以退稅，以盤活困難企業現金流量；三是調整、取消、規范行政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目前在財政部目錄的中央級政府性基金有23項、中央級行政事業性收費有92項，兩者之和115項，僅一個縣網上公開的合法非稅項目就有32項，其中大多屬于涉企收費，要在2016年的基礎上下調50%以上。除此，還要綜合施策、精準施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用能成本、物流成本等其他綜合成本。進一步推進“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下大力氣清理整頓“紅頂中介”，通過國務院督查、政府專項審計等手段遏制名目繁多的收費，嚴肅追究亂收費部門的主體責任。降低“五險一金”為主要內容的人工成本。養老金缺口通過提高央企收益上繳比例和國資劃撥社保賬戶補足。大力降低電價、天然氣價格等直接成本，通過深化電煤價格聯動，輸配電價等改革，將用能成本在2016年基礎上減少15%。第四，著力降低物流成本。逐步改革“貸款修路，收費還貸”的公路建設模式，縮短公路收費時間，降低收費標準。
　　“減稅降費同樣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并且是一種有溫度的財稅改革。實體經濟的陰晴，制造業的冷暖，正等待著這一政策溫度的傳遞！”
　　全國政協委員郭廣昌也表示，當前，民營經濟進入了由粗到精的轉型期、提質增效的瓶頸期、對未來不確定的焦慮期，民營投資增速放緩，民間創新創業熱情下降。他建議，繼續保持宏觀政策的穩定性，給民營企業比較清晰的預期，希望營改增等降低企業稅負的政策執行能從上到下不走樣、不變形，讓民營企業有更多的政策獲得感。
　　丁時勇則建議，堅決取消不合理收費。政府收費項目必須做到“收費法定”，堅持法無授權不可為，應盡快推出一批制度性、管長遠、見實效的清費舉措，實現“清費”與“減稅”共同發力，從源頭上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作為一些涉企收費政策的制定者和實施者，國務院部門必須帶頭治“費”，以“自我革命”破除部門利益。堅決取消事業單位不合理收費，即使是一些合法收費項目也要治理，要么暫停征收，要么徹底取消；堅決杜絕中介機構利用政府影響違規收費，讓那些附著于權力的“紅頂中介”的收費項目無所依附；堅決糾正行業協會商會強制企業入會或違規收費行為，進一步厘清政府機關與協會商會的職能邊界。要建立規范的收費目錄清單。對確需保留的行政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政府要給企業一本“明白賬”，將應保留的合理收費項目全部列入收費清單，說明保留的原因，并向全社會公開。凡是清單上沒有的，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一分錢也不能收。要充分發揮審計、督查、主管部門的監督作用，加大對政策落地效果的監督檢查力度，及時督促整改涉企收費中存在的問題。要重點關注擅自增設收費項目、擴大收費范圍、提高收費標準等情況，切實減少涉企收費自由裁量權。要強化信息公開，完善企業調查和舉報平臺，將收費問題置于群眾監督之下。要建立健全對清理和規范收費政策措施落實不力的追責問責制度，對監督檢查中發現的違規問題，要堅決予以制止和糾正，限期整改；對因不作為、亂作為導致的清理規范不到位，構成違紀的，應追究黨紀政紀責任；對失職、瀆職或以權謀私、利益輸送等形成的亂收費行為，涉嫌犯罪的，應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責。
　　而在剛剛公之于眾的2017政府工作報告中，針對“減稅降費”，也給出了更為具體的“操作步驟”。
　　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今年要多措并舉降成本。擴大小微企業享受減半征收所得稅優惠的范圍，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由30萬元提高到50萬元；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千方百計使結構性減稅力度和效應進一步顯現。名目繁多的收費使許多企業不堪重負，要大幅降低非稅負擔。一是全面清理規范政府性基金，取消城市公用事業附加等基金，授權地方政府自主減免部分基金。二是取消或停征中央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35項，收費項目再減少一半以上，保留的項目要盡可能降低收費標準。各地也要削減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三是減少政府定價的涉企經營性收費，清理取消行政審批中介服務違規收費，推動降低金融、鐵路貨運等領域涉企經營性收費，加強對市場調節類經營服務性收費的監管。四是繼續適當降低“五險一金”有關繳費比例。五是通過深化改革、完善政策，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用能、物流等成本。各有關部門和單位都要舍小利顧大義，使企業輕裝上陣，創造條件形成我國競爭新優勢。
　　利好已現，闊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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